▲当地时间2025年1月18日，印度加尔各答，犯罪嫌疑人桑贾伊·罗伊因强奸谋杀正在值班的实习女医生被判有罪。（视觉中国/图）
在印度，不同宗教、阶级、种姓面临的性暴力和歧视不同。“在社交平台上，‘强奸之国’已然成为印度的标签。但我们应该看到其中的多面性。”
“像这样一次可怕的袭击，就能毁掉十年来将‘不可思议的印度’打造为旅游目的地的努力。”
“歧视以一种微妙的形式存在。”德梅洛举例说，当孩子们独自去旅行或穿上了某些衣服时，她会忍不住提醒，“你认为这安全吗？”这种恐惧根深蒂固，哪怕并没有真的发生什么，人们也会保持神经紧绷。
“最重要的是，现实中女性很少主张这些权利。”德梅洛补充解释，印度家庭结构非常紧密，女儿通常不愿意因财产问题与家人发生冲突。甚至他们要签署协议，主动放弃原来家庭财产的继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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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周末记者 毛淑杰
责任编辑｜姚忆江
过去一年，印度发生多起骇人听闻的性暴力犯罪。
2024年3月，西班牙女游客在印度野外遭殴打、轮奸与抢劫；8月，印度女实习医生在加尔各答一家医院休息时被奸杀；2025年1月，一名18岁“达利特”少女被爆出长达五年里遭多人性侵，至少有42名犯罪嫌疑人被逮捕。
在备受关注的女实习医生一案中，尽管检方要求判处死刑，但该案法官提出，该案不符合死刑条件，“不属于罕见中的罕见”，嫌犯后被裁定为终身监禁。
在印度，针对女性的性暴力犯罪不能简单归咎于“糟糕的治安”或“宽松的司法”，还需看到根植于复杂文化土壤的女性歧视。
奥黛丽·德梅洛（Audrey D'Mello）出生于印度孟买一个基督教家庭，如今她是印度民间妇女和儿童保护非营利组织Majlis的负责人，见证了“很多印度女性如何走出暴力，用法律捍卫自己的权利”。
德梅洛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在印度，不同宗教、阶级、种姓的女性面临的性暴力和歧视不同。但都面临“被法律赋予权利、又被迫失去”的困境。虽然成长于一个相对开明的印度家庭，她本人依然感受到来自社会的隐性压迫。
“歧视以一种微妙的形式存在。”德梅洛举例说，当孩子们独自去旅行或穿上了某些衣服时，她会忍不住提醒，“你认为这安全吗？”这种恐惧根深蒂固，哪怕并没有真的发生什么，人们也会保持神经紧绷。
“对女性最危险的国家？”
2018年，英国汤森路透基金会发起了一项调查，邀请548名女性保护领域专业人士投票。在文化传统、性暴力与非性暴力和贩卖人口3项指标上，印度在193个国家里均排名第一。为此，该机构把印度列为“世界上对女性最危险的国家”。
事后，印度总理莫迪、印度多家组织以及女性主义者对该结果表示抗议，称“调查缺乏有效支撑数据”。
过去一年，印度发生了多起骇人听闻的性犯罪案件，再次唤起了女性的恐惧记忆。其中既有印度本土女性受害者，也有到印度旅行的外籍女游客。
2024年3月，28岁的西班牙女游客在印度户外旅行时遭遇轮奸和抢劫，而与她同行的丈夫也遭到殴打。
“七个男人强奸了我。他们殴打、抢劫我们，虽然我们没被拿走多少东西，因为他们的目标是我。”她用西班牙语讲述了这起令人发指的犯罪，并将控诉视频上传到了自己的社交平台上。这对外籍夫妇是旅行博主，其中发布视频的社交账号上有约23.4万关注者。
事件发生后，一位资深印度媒体人在社交平台上写道：“像这样一次可怕的袭击，就能毁掉十年来将‘不可思议的印度’打造为旅游目的地的努力。”
贾坎德邦高等法院也指出，“针对外国女性的性犯罪可能会给印度带来负面效应，从而损害印度在全球的形象。”
这对遇袭夫妇后来获得了约100万卢比的赔偿，在摄像机注视下，当地官员向其丈夫交付了一张支票。而相关控诉视频目前已从其社交主页上消失。
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 (NCRB) 的数据显示，每年都有大量关于印度性犯罪的数据。其中2016年达到一个高峰，“接近39000起”。
与案件高发相对应的是，印度强奸案定罪率低。同样据NCRB数据，2018-2022年，印度强奸案定罪率约27%-28%。而英国皇家检察署数据显示，2023-2024财年强奸相关案件定罪率为60.2%，前一年为63.5%。在印度许多强奸案件中，证据不足常常被作为定罪率低或定罪被上级法院推翻的原因。
2025年1月18日，加尔各答一家法院里，“女实习医生遭强奸死亡案”犯罪嫌疑人桑贾伊·罗伊被判处终身监禁。此前检方曾要求判处死刑。
法官阿尼尔班·达斯表示，裁定终身监禁出于两大因素考虑，一是死刑标准：尽管罪行极其残忍，但法官裁定其并不符合死刑的严格“罕见中的罕见”标准。二是改过自新的可能性：检方未能证明罗伊没有改过自新的能力，而这是判处死刑的关键要求。
2012年12月“印度黑公交轮奸案”之后，当局对强奸案的刑罚力度加强，但死刑判决依然受到严格限制。该案四名罪犯直到2020年3月20日才被正式执行死刑，距离案发过去约8年。
2018年1月，印度克什米尔地区一名8岁穆斯林女童遭轮奸虐杀。其中，3名主犯有“绑架、谋杀、轮奸、非法销毁证物及下药”等累累恶行，也仅判处终身监禁。
“我是幸运的那个”
Majlis会不定期组织女性参加保护妇女儿童权益主题的法律课程，图为德梅洛和一些学员合影。右三为德梅洛。（视觉中国/图）
奥黛丽·德梅洛是印度妇女和儿童保护非营利组织“Majlis”的负责人，也是印度德里“影响与政策研究所”（IMPRI Impact an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的客座研究员。
过去数十年来，德梅洛所在的Majlis组织帮助了数千名印度女性。她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团队由“女律师、社会工作者、学者和活动家”组成，主要工作是帮助女性代理性暴力和家庭暴力案件，帮助受害者“争取离婚权、抚养权、居住权和赡养费”。此外，团队还不定期组织培训活动、政策宣讲，反对性别暴力和歧视，以期推动法律变革，提高公众认知。
谈到这一点，德梅洛颇为自豪，“过去35年里，我们见证了印度女性如何走出暴力，用法律捍卫自己的权利，并重新开启生活。”
在她看来，性暴力不仅是身体上的伤害，更是一种对女性身份和尊严的剥夺。德梅洛认为，“对于受害者来说，去警察局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决心。”一旦到了那里，“她们就会受到羞辱，被迫等待，一次次接受盘问”，而警察则会做出“道德判断”。此外，在隐性的歧视、性暴力污名化的社会背景下，许多受害者因“耻感”而选择沉默，这让施暴者有恃无恐。
“无论是2012年的德里公交车强奸案，还是2024年加尔各答的类似事件，都暴露了印度社会对女性的系统性暴力。”德梅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尽管近年来法律有所改进，但印度暴力问题依然严重，尤其是针对女性的家庭暴力和亲密伴侣暴力行为，非常普遍。”
大量数据显示，很多性犯罪案件为熟人作案。据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2017年披露，印度93%的强奸案里，罪犯与受害者相识。这些人可能是她的家庭成员、朋友、邻居、雇主，甚至是网友。
德梅洛本人也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小时候，她的父亲经常对妻子和孩子实施“肢体的、语言的，乃至经济上的”家庭暴力。德梅洛曾在多次受访时提到，“童年笼罩在黑暗和恐惧中”。
“你不知道什么会触发这种暴力，尤其是在父亲傍晚下班回家时。”在2017年的一次公开演讲中，她还破除了人们对家暴者的刻板印象。“我的父亲并不是一个疯子，也不是酒鬼，或者有债务压力。事实上，他在印度塔塔集团工作。我们住在孟买南部，然而家庭暴力对我们来说是家常便饭。”她说。
好在，德梅洛的母亲非常坚强，她不仅鼓起勇气提出了离婚，还坚持让德梅洛接受了高等教育。而德梅洛自己也成长为一位坚定的女权主义者。她说自己的成功是一个例外，“母亲和伴侣给了我巨大的支持，而大多数人可能没这么幸运”。
女性权利“被迫夺走”
2024年4月20日，Majlis在孟买卡马蒂普拉(Kamathipura)地区举办“激发包容”主题活动。（视觉中国/图）
德梅洛既是印度女性权利的倡导者、研究者，也是印度女性的一员。她向南方周末记者分享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在这个相对开明的家庭中，女性仍然会感受到社会的隐性压迫。
“歧视以一种微妙的形式存在。”德梅洛举例说，当孩子们独自去旅行或穿上了某些衣服时，她会忍不住提醒，“你认为这安全吗？”这种恐惧根深蒂固，哪怕并没有真的发生什么，人们也会保持神经紧绷。
女性还要默认遵守一套“好女人”的琐碎标准，诸如大声说话、表现过于自信、在事业上节节攀升超过丈夫，乃至家庭劳动分工等。“它很琐碎，但不断提醒你，要满足期待”。在求学就业时，女性也常常受到引导。比如，人们更推荐女孩选择教师、护理等职业，而不是需要频繁出差的工程师。
德梅洛曾担任过申请MBA课程学生的面试官。对于25-28岁女性申请者，面试小组会问“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结婚后会生孩子吗？”“你能符合MBA课程的严格要求吗？”等等，“而我们永远不会问男孩们这个问题。”德梅洛说。
印度女性虽然在家庭中承担了大量工作，但她们并没有得到足够的经济回报。相反，隐性歧视限制了女性的职业发展，很多印度女性收入较低，难以独自养家，这让她们在离婚时有更多顾虑。
“我们需要重视家庭劳动和看护工作。这些工作当前没有货币价值，也不受人尊重。”德梅洛认为，只有改变这种观念，印度女性才能在经济上获得平等地位。
1956年颁布的《印度继承法案》规定，印度女性不享有家族财产的继承权，只能从族产中获得生活补贴。直到2005年，新生效的继承法修正案才规定，在家庭的财产分配问题上，女性与其兄弟享有同等继承权。
印度法律赋予了女性平等的财产继承权。但在实际案例中，一些家庭仍将女儿排除在外。
2024年11月，在德里印度国际中心，受邀演讲的曼彻斯特大学全球发展研究所发展经济学教授阿加瓦尔披露，大多数拥有土地的印度女性都是寡妇，而不是女儿。
“继承权改革加强了女儿的权利，但大部分土地都落入寡妇手中，这表明2005年《印度继承法》修正案并没有产生太大影响。”阿加瓦尔说。
德梅洛说，在印度，女性财产继承权因宗教、阶级和地区的不同而呈现出多样性。例如，印度教女性在2005年后可以继承祖产，穆斯林女性的继承权一般少于兄弟，基督教女性一般会有平等的继承权等。
“最重要的是，现实中女性很少主张这些权利。”德梅洛补充解释，印度家庭结构非常紧密，女儿通常不愿意因财产问题与家人发生冲突。甚至他们要签署协议，主动放弃原来家庭财产的继承权。
女性需要原生家庭作为重要后盾，“尽管法律给了她们权利，但又被迫夺走。”德梅洛说。
铲除强奸文化
性暴力与歧视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深圳大学印度文化研究学者王伟均提出，由于印度社会长期的强奸盲视和犯罪宽容，当代印度妇女遭受强奸侵害问题，已经形成了一种男权制度制约下顽固的“强奸文化”，不从根本上破除传统观念，祛除印度社会这一带有男权文化侵犯性的文化弊病，当代印度妇女遭受强奸侵害问题还会继续处于困局之中。
无独有偶，在2024年3月西班牙女游客遭强奸事件后，《印度斯坦时报》也刊发了一篇言辞激烈的评论，其中写道，“人们可以引入所有的法律、快速法庭，甚至死刑，但除非有相应的思维转变，对妇女的新看法，否则什么都不会改变”。
“我们甚至还没有开始铲除强奸文化，我们甚至还没有点燃烧毁父权制的火柴。”上述评论称。
其实，男权文化在很多古老文明中都有体现，印度也不例外。
《摩奴法论》是印度教法制权威典籍，为印度教徒提供了一整套行为规范。其中第九章的“夫妇法”规定：女子应该昼夜被自己的男子置于从属地位。随着女子年龄的不同，她要分别从属于父亲、夫主或儿子，在不同时期都被这些男子保护。
印度金德尔全球法学院（O.P. Jindal Global University，JGU）教授、副院长张文娟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在印度近代追求民族解放的运动中，相较于反殖民、国家独立等首要议题，种姓平等、女性平权等议题被置后考虑。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等温和的改革方式，也并未毁灭性冲击印度传统社会结构，这让印度传统得以顽强“续命”。
印度首任司法部长、被称为“印度贱民之父”的安倍德卡尔领导起草了印度第一部宪法，号召废除一切歧视和不平等、呼吁为妇女、贱民等群体争取社会和经济权利。其中还包含“女性特留权”制度，为女性提供更多的参政机会。但是，根深蒂固的旧观念根除并不容易。伟大坚韧的安倍德卡尔也面临重重阻力，最终愤而辞去部长职位。晚年的他，不惜从印度教改信佛教，最后抱憾而终。
印度每年有非常多性侵犯罪受害者，其中有不少为低种姓女性。张文娟认为，2012年印度黑公交轮奸案与2024年加尔各答医院奸杀案之所以引起全国范围内关注，其原因之一就是受害者为受到良好教育的优秀女性，“在印度，女生能考上医学院非常难得”。
印度女性权利运动从1970年代萌芽，迄今至少出现了三次运动高点，每一次都是由恶性犯罪案件引发民众愤怒、觉醒而推动。直到现在，印度的传统价值观念依然有强大惯性，高标准立法与实际司法运行存在“错位”。
“虽然印度刑法对强奸行为采取重刑打压态势，但对于强奸案，基层警方的意识仍受制于传统价值观的牵绊，远没达到印度刑法立法精神所要求的高度。”张文娟说。
如今，张文娟和家人旅居印度十多年，她就职的印度金德尔全球法学院是一所私立大学，国际化氛围浓厚。在这里，她结识了很多观念开明、思想前卫的印度学者，感受到尊重女性、重视女性的友好氛围。
然而，在象牙塔之外，张文娟依旧保持着一个外国女性的谨慎。比如，尽量买白天抵达的机票、外出时注意着装、晚上超过9点不在街上闲逛等。
她认为，印度既有女性遭受性侵害的现实，也有蓬勃发展的民间女性权利运动，表现活跃的民间互助组织。同时，印度政府在立法、女性权利保护领域也在不断进步。如果只片面强调印度的“强奸之国”标签，反而会让大家对印度的认知片面化。
“移风易俗需要一个过程。随着印度经济发展、女性受教育水平提高、工业人口就业增多、融入全球化等成都配资平台，印度未来也会迎来渐进式的观念变革。”张文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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